《党史故事100讲》之五四运动 唤醒民众
发布日期:2021-03-15 来源:原创 阅读:1848

《党史故事100讲》是由中组部党员教育中心、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、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共同策划,以党的90多年发展历程为顺序,以党的重大事件为线索,以不同时期的典型事例、历史人物、精彩故事为主干,全景式回顾党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。


《党史故事100讲》之《五四运动 唤醒民众》

五四运动

1919年1月18日,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27个协约国,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。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,派出了陆征祥、王正延、顾维钧、施肇基、魏宸祖5位代表参加会议。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、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等七项希望,以及取消1915年中日协约(以日本提出的殖民地化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为基础)和交换的陈述书,但遭到了拒绝。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,给予中国的,只是归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被德国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。中国代表指出,“此次和会条件办法,实为历史所罕见”,并提出抗议。但是,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,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合约上签字。5月初,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,五四运动爆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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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(左起)陆征祥、王正延、顾维钧、施肇基、魏宸祖。图片来源:北京大学新闻网


是谁最先将消息报告给国内?又是谁推动国内掀起运动的浪潮?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?


1918年12月,梁启超以个人名义组织了一个民间团体,赴欧洲考察。此行主要目的,是希望以中国民间代表顾问身份参加巴黎和会,从而为彻底解决中国青岛问题赢得时机。梁启超抵达巴黎后,利用与各国政要、各政党党首会见的机会,反复申明中国应有的权益,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。国内方面,他与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、林长民始终保持热线联系,及时把和会内外的情况传到国内。


1919年4月24日,得到外交失败消息的梁启超立即从巴黎致电汪大燮、林长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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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、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:


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,因日使力争结果,英、法为所动。吾若认此,不啻加绳自缚。请警告政府及国民,严责各全权,万勿署名,以示决心。


启超,二十四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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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长民根据梁启超的电报,5月1日写成《外交警报敬告国民》一文,与梁启超的电文一起,发表在5月2日的北京《晨报》上。他在文中惊呼“胶州亡矣,山东亡矣,国不国矣”,呼吁“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”。


5月2日晚,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密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,准备在《凡尔赛和约》上签字。5月3日凌晨,汪大燮前往北大校长蔡元培家告知此消息,“告以此时形势,说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”。汪大燮所称的“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”,显然是指通过学生游行,施压北洋政府,推翻已作出的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决定。蔡元培不仅认同,而且马上行动,随即到北大,转告新潮社的傅斯年、罗家伦、康白情、段锡朋,以及国民社的许德珩等人。随即,北大等高校学生在北大三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,决定于第二天,也就是5月4日举行大游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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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9年5月3日晚,北大等高校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大会,决定把原定于5月7日的国耻日游行提前到5月4日举行。图片来源:北京大学新闻网


5月4日,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示威。学生们汇集在一起时,才发现没有可以散发的传单,于是,北大学生罗家伦火速赶回北大红楼起草宣言,在爱国情绪的感染下,他很快完成了《北京学界全体宣言》,提出了五四标志性口号“外争主权、内除国贼”。罗家伦印刷了两万份宣言,送到游行队伍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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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学界全体宣言》。图片来源:北京大学新闻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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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四运动当天,准备参加游行的部分学生在北大三院操场集合。图片来源:北京大学新闻网


示威队伍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被阻,就改道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(曹汝霖是亲日派官僚、中日“二十一条”的谈判人之一)。“一学生看到卧室陈设得太华丽,十分气愤,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”,引发了大火。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,32名学生被捕。但学生们并没有屈服,他们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,举行总罢课,上街演讲,提倡国货,抵制日货。由于反动当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再次严令取缔爱国运动,从6月3日起,北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演讲。讲演者“垂泪而道”,听众则“掩面而泣”。数百名学生遭到逮捕。天津、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学生,纷纷响应北京学生,进一步举行抗议行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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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学生在街头进行爱国演讲。图片来源:北京大学新闻网


这时,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了: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。6月5日起,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,几日内,罢工工人达到六七万人。随后,北京、唐山、汉口、南京、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,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,形成工人罢工、学生罢课、商人罢市的“三罢”高潮。抗议斗争如燎原之火,遍及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。6月27日,旅法华工、留学生、华侨数百人前往陆征祥所住医院,要求拒签合约。第二天,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。


五四运动后,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选择。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,李大钊、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,毛泽东、蔡和森、邓中夏、瞿秋白、周恩来等五四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。


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,李大钊备受鼓舞,连续发表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》《庶民的胜利》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《新纪元》等文章和演讲,热情讴歌十月革命。他敏锐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,从中看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。在宣传十月革命过程中,他的思想认识迅速提高,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,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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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四运动前夜,李大钊在《晨报》上著文,指出了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。图片来源:北京大学新闻网


五四运动爆发后,李大钊亲自投入并参与领导这场伟大斗争。1919年9月、11月,李大钊在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五号、第六号上连续发表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一文,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,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,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。李大钊发表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等文章,通过批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,论证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需要的深刻道理。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艰难环境中,李大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,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。


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。因此,它虽然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,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。五四运动的发生,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,并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,因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进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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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火一经点燃,便孕育着燎原之势。五四运动的爆发,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,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。


——摘自《中国共产党历史(第一卷1921—1949)》(中共党史出版社)


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,为党的成立作了准备。五四运动后一年,共产主义的小组就在上海、北京、汉口、长沙、广州、济南、杭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来了。


——摘自《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》(人民出版社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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